汤姆·希德勒斯顿在几内亚的实地日记
抖森首次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注：以下简称UNICEF）英国区的工作人员一行，前往西非的几内亚。他要会面几内亚的儿童、家庭和社区，还会视察几个UNICEF项目，看看在儿童保护、教育、用水以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得如何。
第一日
就好像浪潮的冲击。犹如雾气蒸腾般包裹你。像海浪在洗刷你。高温。西非的高温。几内亚。热浪滚滚。
我从冰天雪地中出发。那是一个机场关闭，航班取消，路面湿滑，毡帽毛领抵御侵寒的世界。
但当我几小时前在几内亚科纳克里着陆的时候，清关之后我踏进了茫茫夜色。热气蒸腾。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特有的气息。噪音。气味。道路川流不息。不是西方大都市的车流，有序进入由空调、音乐和奢华组成的环境，而是发展中国家切实的、明显的交通展现的活力：行人、动物、机械——浪涌一般向前形成急流，在西方人看来毫无秩序可言，单纯因为从一开始看上去就是混乱不堪。
我没睡觉。我睡不着。我兴奋不已。我熬夜清理我的收件箱，还打扫了屋子。凌晨四点半。一辆车来接我到希斯罗（注：伦敦希斯罗国际机场）。我与团队会合：露易丝·欧西亚和波林·洛尔卡是UNICEF英国区的人，哈利·博登是我们的摄影师，还有我朋友卢克·温莎，就是他一年前把我介绍给波林认识的。第一程很快：伦敦到巴黎，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朱利安·哈内斯，此人三年来一直是UNICEF在几内亚的代表。从巴黎的查尔斯·戴·高乐机场，我们的法航班机起飞前往科纳克里。
我睡了会儿。醒来时飞机正往毛里塔尼亚的努瓦克肖特（注：首都）降落，一些乘客要在此下机。我机舱窗户外面是一望无垠的沙漠，绵延数英里。广袤而悠久。
我们抵达科纳克里时太阳已经落山，四下一片黑暗。我们钻进四轮驱动越野车，但刚起步半分钟，朱利安就让司机停下了。在着陆抵达航站楼的马路对面，停车场里乱糟糟的都是孩子。满满当当的。不是在一起玩。他们坐在地上：孤独而静默。他们在读书。朱利安解释道，因为这是对他们来说唯一可以安全学习的地方之一。这里有街旁路灯供他们看书，而且他们也不用在夜晚做家庭杂务或是工作。有些孩子跋涉一个小时，只为前来坐在停车场的地上读书。
像这样的国家瞬间就击垮了你筑起的想象，而且把它往截然相反的方向推出遥远的距离。思维开拓了。以前我在印度着陆后也有相似感觉。每个边缘角落都有生命存在。我感觉像是我自身所在的现实世界的硬纸板箱被夷平、被炸开。现在我看见了世界的边缘。
我们跟朱利安，还有其他两名团队成员菲利克斯和皮埃尔一起吃了晚饭。跟我们作伴的还有野猫和蝙蝠。一边吃着蒸粗麦粉和乳蛋饼，朱利安给我简要介绍了这个国家的历史。我当场就感到困惑的是，在西非，几内亚这里和塞拉利昂，没人教授前殖民地历史。在这里，“历史”是从19世纪末期法国殖民主义的到来开始的。这就意味着在集体意识中，没有早于法属殖民地体系结构集成到来的历史知识或是叙述细节。几内亚在1958年10月宣布脱离法国而独立。在邻近国家里，几内亚的反对呼声最高。他们不想过法式生活；他们不想要法式公共建筑，法式的社会政治秩序；或是法国文化。他们知道自己不想要，但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一个视角是——怎样建造自己想要的国家。
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是根本问题，但它同样也是发展层面上的问题。UNICEF在这里就是要以他们的视角来支持建立这个国家的愿景，但如果他们缺少有关健康和教育的眼光，如果他们缺少对于梦想社会的眼力，人们就很难帮到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帮助。
席间，朱利安告诉我一些发人深省的事情。在西欧，现实是相对固定的。在几内亚，现实是自由解释的。在西方，我们如此迅速地加工和组织信息，以即时（可能不精确）的精确回应讯息，不管是以个人名义，还是社会集体，传讯高速而果断。英国广播公司，《卫报》或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注：CNN）通过一个事件，把我们的互动加强了或者定型了：任它是宣布战争，或是通过新法案，还是皇室婚礼，亦或是奥运金牌得主。
在几内亚，没有新闻；只有传闻。村子里有一声响动。有人说是炸弹，有人说是枪响，有的说是房屋倾塌，还有说是战争造成。也许这地区面积太大，不相干的因素太细碎，叙事的持续性太不稳定，无法被当做一个整体来理解。几内亚在最近几年比邻国更被赋予和平，似乎也避免了被卷入军事冲突。但适用于同样的原则：一个贫穷的国度，自身犹感混乱，是不能指望她建立机制滋养社会，而不在实际意义上喂养她的居民的。
一下子就明了了，像几内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是巨大的，但这些问题可以简单地被归类为用水、营养、环境卫生、疫苗接种和教育。高于一切之上的，是儿童，他们要继承未来，要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塑性——他们需要纯净的水、铁、矿物质、维生素、预防疾病的接种，还有教育。
第二日
2013年1月24日，星期四，午后2：32
我必须实话实说。今晚我坐下来写作时，如此承诺道。这两天我过着喜忧参半的日子。我感到欢愉，受到启发，也遭受困惑。在几内亚的UNICEF团队向我全面介绍了他们为儿童设立的项目，还有这些项目的实施，为我逐渐形成一个在几内亚的生活图景。就像个拼图玩具：不同碎片移动、变形，轮流改变整个图像。你可能会从别样的角度去观察，或在一日中的另一时间段。这取决于你从何处获得信息，谁人为你提供。你在填补空缺，在黑暗中毫无头绪地探索。解说存在着一切可能性。
然而：我必须实话实说。
我在几内亚的第二天，始于访问国家儿童健康与营养研究所（INSE），位置在科纳克里的丹卡医院（注：几内亚最大的公立医院）。我立刻见到了几内亚最富有经验的医生和儿童保育专家，他们在负责照顾这个国家里一些营养不良程度最严重的儿童。
我在此之前感受过的有关在西非旅行产生的澎湃的探险冲动，瞬间被眼前的孩子们柔化掉了。医护人员对每位儿童的个人情况都了若指掌，帮得上大忙，但我纯粹被这幅景象冲击到了，如此多的小生命深切地需要被爱护。一个小小的病房——面积差不多是英国二星或三星酒店的一个单人间大小——里面有至少二十个孩子，我被告知其中的一些生存几率渺茫。他们的四肢是无法形容的细，脸上犹带泪痕，皮肤发皱，颜色发灰。最让我心惊的是他们呼吸的紧急速率，不管是沉睡还是醒来，都是同样得不安稳、不均匀。当你看到一个幼儿拼尽全力只为能够呼吸，你心都在痛。好多孩子都患有肺部感染，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孩子被确诊营养不良，或者是因为母亲的营养不良遗传给了他们。
这里的医生竭尽所能，他们有着丰厚的专业技术、丰富的经验、足够的镇静、十足的怜悯，但他们需要更多更好的设备，也需要更大的容量。这间住着二十个孩子的小病房里，有一台维持生命的供氧机。只有一台。屋子里有满满二十个孩子。
一个醒着的孩子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痛苦而憔悴，医生带着我巡视屋子时，她仔细地打量着我。“她患了病，”一位顾问说，“但她特别会注意。”她很留意、很清楚，她的思想禁锢在她身体内。就像身旁的其他孩子一样，她也是无助的。
我被带到一间屋子里，看到了我生平见过的最小的两个孩子。一个因为缺少必要的维生素A，从出生起就患有很严重的皮肤病，另一个早产了三个月。看着这两个孩子，我说不出话。第一个孩子的皮肤干燥得如同描图纸。
很多孩子都被确诊为长期的营养不良。你很难真正理解营养不良的定义，直到你亲眼所见如这些孩子一般。问题直接来了。为什么这样？什么原因造成的？UNICEF团队给出了迅速的回答：首先，很多孩子出生后都不是母乳喂养。他们只被母乳喂养了很短一段时间，之后就靠着水，而那水通常是不干净的、流传着疾病。母亲们自身就营养不良，疾病就遗传给了孩子，通常情况下，孩子出生后没有疫苗接种可以提供。我会反复提到这些问题。这些是拼图的四角，就更别说大图像的支离破碎了：母乳喂养、水质、卫生、母亲照顾&教育，还有疫苗接种。
丹卡也不尽是坏消息。我见到一个刚出生的男孩，他的母亲之前被确诊患有艾滋病，但疾病没有遗传给他。我经过他身边时，他醒了过来，一脸的笑容，充满好奇。UNICEF为其提供的治疗保护他免遭传染。
很重要的一点是，丹卡医院的治愈率是65%。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全都是技术精良的专业人士，不知疲倦地拯救生命，但必备药物是短缺的，设备提供是寒酸的。过后朱利安·哈内斯向我指出，我看到的是国家级别的儿童看护，是在科纳克里的城市化集中地带。然而在这个国家更偏远的地区，依据当地社区的文化和实践，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不只是这些孩子需要得到重视，他们的母亲也是。帮助这些母亲——就是帮助她们的孩子。
在我们上路出发、前往乡下地区之前，我们停下来了解了一下蒂娜凡项目。我们经过足球场，路过一个模糊的、东拼西凑的足球俱乐部，颜色花里胡哨，但我们直接开过去了。我们是来此观看马戏团的。蒂娜凡是一个致力于发展辍学儿童社会/经济融入和能力的项目，这基于他们为了生计，通过非熟练劳动得到的微弱的收入。蒂娜凡通过训练马戏艺术来使他们增强自信，鼓励他们人际交往，让彼此信任。听起来有点索然无味。就我看到的，我一打开车门看到的，是这些孩子在跳舞。我听到敲鼓声。我看到奔跑、跳跃、欢笑、单转、翻滚的能量冲我扑来。我看到的是健康的、强壮的、欢笑的运动员，膨胀爆发。我在丹卡的所见引起的思虑，立即被这些孩子散发出的绝对的、兴奋的欢乐消除了。我们受邀进入体育馆，他们被训练怎样观看一场表演。一个乐队已经煽动观众进入了疯狂状态，与此同时，帷幕后的活动翻滚着进入高潮。乐队里有至少五名鼓手，两名木琴师，再没什么了。他们的韵律极富推进力，且电力十足。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期望的，但是他们一举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我必须实话实说：这些孩子是世界级的表演者，有着惊人的竞技热情和优雅姿态。我之后获悉，他们中间最出色的，跟随马戏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他们的表演轰动而绚烂——杂技、叠罗汉、蹦床、柔术——一场力量、灵活性和精准度的展示，标准之高堪与芭蕾舞中、现代舞中、太阳杂技团（注：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当代杂技艺术的领袖团队）中最出色的肢体表演相提并论，如果不是更高超的话。他们表演时呈现的是未经修饰的欢乐。他们的教练“王子”还教他们绘画，跟我强调对他学生来说，在身体上经历巅峰状态之后，明白创造力中蕴含的热情与积极的力量是多么重要。
整个上午：并列两幅图，一幅是疾病与传染，紧接着另一幅便是健康与幸福。两幅场景都是真的。二者都需要明亮的眼光，实际的关注和持续的支持。拼图里迥异的两块。
我们上路了。崎岖之路，满是坑洼、红土，两边有芒果树。红土是矾土，几内亚主要的出口品。这是个美丽的国家。气候湿热。烟气久居山谷，就像飘渺的雾，缭绕在林木线之下（注：树木生长的上限）。它来自熏黑的庄稼，或是当地住所的炊烟。
几内亚只有一条主要公路，我们就行驶在上面，一路向东进到乡下地区。一路上有很多武装军队组织管理的关卡，我们前方的一辆辆当地车子被叫停，但我们的越野车一路畅行无阻。没有人会截下一辆UNICEF的车——对于尊敬这个组织再明白不过的例子，还有它的代表们和工作人员，整个国家都持同样态度。在其他村落，妇女和儿童坐在街边，看到我们经过就欢呼。大家都知道UNICEF的影响和范围，如此重要，不可或缺。
六小时的车程很快过去，多亏朱利安的口才，一直讲述困扰这个国家的诸多难题，我们在夜幕降临时抵达了沙拉末沙亚镇。漆黑一片。黑得要命。我们要在这里过夜：会见这个地区的老人、市长、医生和教师，给重点家庭实践的妇女组成的焦点小组办一个讲座，讲述如何保护孩子避免染病。我们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团队向社区里的长者致演讲辞时，这些人们脸上蚀刻的严肃、力量与智慧让我深受触动。他们的集体责任意识大为鼓舞人心，也极为谦恭。他们基本上都是唯一的教师、医生、护士，或是健康中心的工作人员。代表团致辞完毕，我们受邀进餐。朱利安谨慎地以身作则，要求让他饭前洗手。UNICEF能帮助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就是这种习惯性的卫生意识。母亲们在饭菜准备前后都要洗手，给孩子沐浴之后也要洗手，教导孩子洗手。
用过以米饭、酱汁和香蕉组成的晚饭后，我获邀参加一个针对妇女焦点小组，由桑特地区主任（DPS），玛利亚姆·坎坎拉伯·迪亚罗博士办的讲座。我发现她尤其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明智而经验丰富，眼神非常慈祥。因为她的学识，在当地社区中备受尊敬。她像马木地区的所有妇女一样，衣装头巾尽皆颜色鲜艳。我们远离了村落中心，围坐在几个户外厕所后面的一圈长椅上，与奶牛、蟋蟀和星辰共分夜色。我们达成一致，讨论三个问题：洗浴、母乳喂养、疫苗接种。花了些时间让那些妇女信任我们；花了些时间让她们愿意开口。我们要让她们觉得，她们是在足够安全的环境里，来曝露她们担心的问题。近乎墨黑的夜色增加了匿名氛围。
我发现有两个暴露的问题让我惊讶不已。第一个就是母乳喂养。有些妇女跟我们说，她们不知道最佳方式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专以母乳喂养，最起码喂够六个月。有些告诉我们，她们在婴孩一两个月大之后，就给他们喂水了，仅仅是她们觉得水不可能对孩子有害，但综合了当地卫生和水质洁净度的问题，水就有极大危害了。其他人在孩子出生几天或几周后就试图喂他们食物了。有人说她们根本没有母乳喂养过。让我惊讶的是，这是有关母体照料的普遍教育的缺乏。绝不是这些母亲的错，她们中很多人自己还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仅是不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母体照料也是众说纷纭的。
第二个惊讶来自于积极方面。我询问了疫苗接种的事。此言一出，我得到了全体赞同之音——声音响亮而肯定，我不禁微笑了。接种疫苗要单方面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每位妇女都承认健康中心贮存着所有必要的、适宜的疫苗，也没有人投诉。她们的孩子们打过预防针：卡介苗，小儿麻痹症，等等，所有基本的都打过了。当她们还在自行讨论时，波林提醒我，这个地区所有的接种疫苗都由UNICEF提供。每一支都是。它们不是由国家提供的。
这就开始阐释像UNICEF这样的组织所处的敏感地位了，像几内亚这样的国家必须有此类组织存在。从长远的发展眼光来看，一个组织到来后，仅仅在宏观或微观层面上解决了一个问题，是有反作用的，因为一旦他们离开，这个国家的居民就被搁浅于无助困境了。至关重要的是，UNICEF必须同当局（政府或当地）一道工作，来使得这些社区能够自我教育、自给自足。UNICEF工作人员肩负信任，他们也激发信任和信心。然而人道主义势在必行的是拯救生命，让人们活出尊严。倘若UNICEF不提供接种疫苗，倘若他们不与当地传播机构一同工作，倘若他们没有资助、支持像在沙拉末沙亚那样的健康中心，就会有更多像我在丹卡见到的孩子一般。
朱利安小心地结束了会议。他向诚实表达的妇女们致以谢意。“我们无法作出承诺，”他说，“但我们会继续尽力，与当局共同协助。”
一日之内，我见到如此多的各类孩童，各类母亲，他们来自不同社区，有着各异的立场和视角。但我目睹了UNICEF在帮助。有些情况是涉及政策、规划和资金支持的，其他时候需要直接的医疗援助，另外的时候：出现就好。现身援助。下次也重返旧地。再次援助。令人安心地存在：永恒的，倾听的，忠诚的。
接下来该睡觉了。我戴上头灯，从头到脚喷了一遍丛林配方防虫剂，刷了牙，向着与卢克和我共处一室的五只大蜘蛛打了招呼，溜进我的蚊帐，合上了眼睛。窗外一头奶牛和她的朋友们弄出巨大的响动。我愿意理解成她们在问好。
第三日
2013年1月27日，星期天，上午10：46
离开科纳克里，我们一路向东，深入这个国家最贫瘠的所在，地表干旱、烧灼、粗糙。道路红尘漫天。两边所见都是干燥枯焦的。我们朝东开向几内亚与马里（注：马里共和国，西南与几内亚接壤）的边界，而边界地带已然封锁，由于局势不稳，我们靠近它太过危险。我们不会进到那么东边的地带，但能看到这个国家最贫穷最偏远的地方，仍然使我们受教匪浅，因为儿童营养不良、教育以及干净用水是他们最严重的问题所在。
路上满是凹坑，沟壑纵横，以更严重的趋势向柏油碎石路面蔓延，就如同古代神话的某种可怕的猛兽在路边啃咬了一大口似的。很难开快车，尽管路上车辆并不多。一个小时还没什么事儿。六个小时后，你就肩背抽搐、头昏脑胀了。我们时不时地超过一辆当地的出租车，里面乘客满满当当地占据了所有空间。时不时又过了一辆油罐车，路线曲折而行迹缓慢地绕过满地的凹坑，犹如在过雷区。我来的时候就做好了面临艰苦的准备——旅程要求我有探险精神。我手机没信号，无处可走，与整个世界隔绝，我只能自己琢磨问题，也靠着团队的高谈阔论为伴。感觉就像是借来的日子。凝望包罗万象的天空。但这段忍耐的时光对我而言，自然是有尽头的。一周之后我就回伦敦了，凭我选地铁、出租车、私家车还是自行车，都可以飞快地去到各处。对几内亚当地居民来说，这就是生活。他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这般过着。他们不得不长途跋涉：获取食物和燃料，在河里洗涤衣物。要想清楚这一点。
其他方面，我的法语长进了。不同地区有着避不开的土话和方言，但法语差不多就是每天的日程，尤其是跟当地社区和医疗权威交谈的时候。“需要用法语交谈。”你确定吗？他们说。“很肯定，比起说，我更能听明白，但我大部分都能明白。”需求孕育能力。我要想明白，就得认真听。而这很有意思。
在法语环境的第一线，我才下刀山，又进火海。第三天早上，我们被邀请去了比士克里玛的乡村广播站，覆盖了整个几内亚的达波拉地区约为171，983的人口。比士克里玛广播由UNICEF资助，后者还提供技术设备，但广播站的人都是当地权威人士，精力充沛、侃侃而谈的人们。我们受到热情的欢迎，被引进一间录音棚，观看现场直播，“播送”。热情洋溢的播音主持邀请了两位嘉宾做客录音棚，他们会在访谈间歇插播乐曲，访谈主要是关于当地时政的，但也有播报重要讯息的时候，涉及我之前提到的关键话题：用水，卫生，母乳喂养，儿童免疫，以及教育。这突然让我联想起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和它的“今日”节目，或者是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广播让人们获取讯息、保持联系、参与决策。
然而很重要的一点是，社区以此进行内部沟通。无线电的另一端，住在偏远地区的母亲们根本不知道UNICEF也与这个节目有关联。她们单纯是在收听自己喜爱的播音主持，碰巧在聊水和卫生的重要性，聊到检修当地的公厕。同样的，十岁大的男孩子把自行车往河边一放，听着他的便携式收音机。也许他无意中听到有关洗手的广播。也许就深受触动了。UNICEF独辟蹊径，来帮助当地社区配备自立、自学的能力。然而援助的双手是无形的，正如UNICEF的接种疫苗被引进村子，给新生儿免疫疾病时，注射器上并没有商标一般。做母亲的、当护士的、做医生的人们不知道这些疫苗来自何方，但他们确信它们会被送到。
广播了十分钟，就有人打进电话。谁都可以拨打求助热线，而主持和他的同事们就在那里解答。很棒的主意。（橙色电讯公司遍布几内亚。整个国家我就看到这么一个广告。很多人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人手一部移动电话）。不久之后，我就被邀请进了录音棚，要跟达波拉地区的听众问好。跟某家医院的医生用我久未使用的、生疏磕巴的法语交谈是一回事；而以UNICEF拥护者的身份，在现场向数不清的当地听众致辞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了。我能做的只有感谢他们的欢迎，我还承诺，我将把一切所见所闻与我的朋友、同事分享，我会传播消息，我会提请英国关注几内亚的问题，之后是世界关注。比士克里玛的广播是另一种交流与教育的渠道。虽是沧海一粟，有朝一日可能会扭转乾坤。
交流是关键。广播之后，我被引见给了一位慈祥、消瘦、值得尊敬的人，他一脸的灰白胡子，身着淡紫色丝绸衣服。他是个“传统通讯员”。他来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向那些不听广播、不留意当地DPS（首席医疗官）建议，不再关注已经离开的UNICEF代表建议的人，来传达同样的消息的。他问我们是否愿意看他示范，他是如何跟社区里的保守党成员谈论他们的问题的。我当然愿意。“好极了，”他回道，“我是这么跟老爷子们说话的，有关切割自己的女孩子们。”他最后几个词停留在空中。我没太明白，只得转向波林寻求解释。他将告诉我们，他要如何反驳继续年轻女子割礼的惯例。我花了一会儿工夫才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我极度震惊，竟然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惯例。但他已经起身跃跃欲试了。他是个出色的演员。
“你们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权力的？”他冲他的同事（扮演老爷子）吼道。“你们从哪里得到权力，指使年轻女子该怎样对待她们的身体的？你希望你的女儿们余生都在痛苦中度过吗？你希望你的女儿们在之后的每个夜晚都泣不成声吗？你希望你的孙女们每夜也要受辱哭泣吗？”
几内亚95%的妇女都是割礼的受害者。这项惯例是不容抵抗的规范。而更骇人听闻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通常都是由年长妇女给年轻女子实施的。这是由孩童到成人的仪式：此项惯例旨在要女子做好准备，培养承受痛苦的能力；标志性的一课，表明痛苦是亘古不息、不容屈服的。
传统通讯员告诉我，这个习俗起源于亚伯拉罕神话。亚伯拉罕有两个老婆，一位年老，一位年轻（年轻那位曾是年老那位的仆从）。但他大老婆一直妒忌二老婆——对亚伯拉罕给予她的钟爱心怀妒忌。事实上，大老婆未能给亚伯拉罕生育儿女，而二老婆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以撒和以赛玛利。情况更加恶化了。大老婆妒火中烧，“切除”了她的对手，为了让她魅力不复，不再迎合亚伯拉罕的心意。但亚伯拉罕在二老婆被切除后，对她的爱丝毫不减，可能反而还增加了。不明就里而内心绝望的大老婆也给自己施以相同的割礼。“这就是为什么在妇女中流传这样一个习俗的原因。”传统通讯员如是说。
至于大多数几内亚妇女是否知道这段民间历史故事，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但了解到女性割礼的实施（摘除）有多么普遍，着实令人不安。对于UNICEF来说，掌握恰当的平衡非常困难，尤其要在男性割礼被证明显著降低艾滋病的感染风险的情况下，来帮助教育年轻和年老的妇女们。但他们正在与传统通讯员合作，这些通讯员都是乡下地区备受尊敬的长者，向妇女们广而告之，割礼的举动会不可估量地增加她们孩子们的死亡和得病几率。也许会影响怀孕，影响孩子的健康。这些母亲需要帮助。必须帮助、鼓励母亲们。我再一次深刻、清醒地意识到：帮助这些母亲——就是帮助她们的孩子。
我们的下一站是偏远的落佩村。我们把车停在路边。穿过灌木丛向村庄进发的路程漫长无比。走到一半时，一位身着无可挑剔的卡其色西装、打着领带的高贵绅士停下摩托，要我跳上后座。人们期待代表团成员。坐在摩托车后座上，顶着正午的太阳穿行在西非的乡间，堪称速度与激情的迸发。旅途劳累一扫而光。爽。
落佩的环境氛围平和且喜乐。我们来视察UNICEF的卫生项目和公厕情况。下达给落佩这样偏远地区的命令是，隔绝水源，保持水井清洁，保护这个地区免遭雨季土地溢流，因为溢流中有动物排泄物的污染，还要保护井口，不让牲畜碰到。我们还参观了几个净化站点。UNICEF的项目还帮助实施关键而实用的设计发展：给公厕提供混凝土保护顶，阻挡苍蝇飞入，建造混凝土墙壁，把动物阻挡在外，如厕后给你提供满壶的水，和一块香皂洗手。如果没有香皂，一桶灰也是可行的。基本的卫生保健法和良好的环境卫生提高了大众健康的指标，保护母亲和儿童免遭疾病遗传。
接下来发生的，是我的旅程中迄今为止最振奋人心的经历。我被邀请到一户年轻人家里去。他们住在一座圆形小屋里，房子是一居室的，圆周直径约为15英尺（注：约4.5米）左右。茅草屋顶。UNICEF办公室几内亚东部的地区长官，依德丽莎，把我引见给了一对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一儿两女。他们的美丽全无二致。他们的父亲沉稳寡言，面庞开阔且英俊，而他们的母亲很羞涩，容光焕发，笑容堪比引发特洛伊战争的海伦。她的孩子们举止端庄、安静、充满好奇。依德丽莎问我是否有任何疑问。我赞扬了他们的住所，室内很是好看。有张床，也被当做板凳和桌子，各式工具、壶罐很有战略技巧地沿墙悬挂。我表示，她的孩子们看起来非常健康、强壮。她的长女让我想到了我的侄女。我问她，养育孩子们是否有任何困难。“没有。”她简洁地回答。他们是在桑特中心出生的吗？“不是，”她说，“都是在家里生的。”
我问她是否容易打接种疫苗。“容易，”她说，“他们出生当天就打过了。”她说他们最大的难题是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辛勤劳作，可还是不够。但他们自己种植稻米和扁豆。波林问她有没有母乳喂养她的孩子。“有”，她道，“每个孩子都吃了六个月。”你怎么知道应该这么做的，我问。“我去了桑特中心，”她回答说，“我怀孕的时候去的。他们告诉我应该母乳喂养。我也从广播里听过。”做得好，我道。我跟那位父亲说，我一直在关注村里的用水情况，以及用水卫生的新项目。他回答说这一点相当重要。他始终教育儿子饭前要洗手。我跟他说，他的儿子看起来很健壮，我还说当我自己还是个小孩时，我经常受教，“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注：出自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依德丽莎翻译道。那位父亲说他为此感到欢心。对他而言，这是无上荣耀。他很开心。
跟做事正确、为自己负责、为孩子们负责的一家人聊天，是振奋而激动人心的。UNICEF团队深受鼓舞，我也是。消息传达到了。起作用了。
当我们的摩托护卫队引擎加速，冲进低斜的夕阳里时，落佩的居民放声高歌，为我们掀起了一场欢送。我们被访问鼓舞，还有时间从冷藏箱里，拿片面包和法国乐芝牛奶酪，就着一听可乐吃了下去，还有一片抗疟药。
接下来就开始前往康康省（注：几内亚东部城市）的漫长旅途了。我们上了路，只有闲逛的牛群与我们做伴，它们作为交通灯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它们看上去迟钝而倦怠，好像自从开天辟地伊始，便已在几内亚的公路上游荡了。毫无疑问，我们离开之后，它们也会长久地闲逛下去。
第四日
2013年1月29日，星期二，午后3：31
我以跑步迎来了第四日。我们在康康省（注：几内亚东部城市）。朱利安早上6点45分的时候来敲我的房门。我睡的时间不长，因为我只有夜里才有空写日记。但我在这里只待一小段时间。很有必要充分利用时光。朱利安和我沿着河岸奔跑。这个时间段，街上已然熙熙攘攘，活动频繁，但河岸空旷得很。几小时之后，这边就会繁华得犹如牛津街（注：伦敦西区购物中心，是英国首要的购物街）了。人们来自城里的各个地方，要到河边洗衣、洗车、洗澡。也许正因为是清晨时分，脑筋才清楚，我们的思想才无拘无束，无关礼节与自检，但朱利安和我的聊天是以谈论各自的钟情领域而收尾的。
我跟他分享了我对莎士比亚的崇敬之情，而朱利安在哲学方面见多识广。他是米歇尔·福柯（注：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的忠实粉丝，这位法国哲学家曾说（不止说过这些）："我不认为有必要清楚自己是什么人。工作生活中主要的兴趣在于，去成为与你生命初始不同的那种人。"每一天都是创新的举动：更近一步成为你要做的那种人。我非常欣羡朱利安。他坚信公益服务的本性。他相信遗留的力量。他确信，将会留给后代一个比他所见更好的世界。他沉静而热忱地寄希望于这样的努力。
作为UNICEF在几内亚的常驻代表，朱利安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重新整合曾在军队服役的孩子这个项目，由和平建设基金支持。这是我们今天到访的第一个地方。2011年早些时候，在与青年部长密切合作的期间，朱利安以个人名义劝说总理通过一个项目，以支持两千名被军队强制性、不定期征募的年轻人。这些孩子是必要的童子军的雏形，尽管他们中间没有人见证过真正的冲突。他们是来自偏远乡村当地社区的年轻人，从15岁到17岁不等，有些被强行征募，然后送到军营训练。他们不能离开军营，违者立遭毒打，承受体罚，被羞辱，不让吃饭。2010年，军队改为平民统治，这些年轻男女被释放，但没有任何生存方式和交通工具。因恐惧身负污名，好多孩子都——担惊受怕、遍体鳞伤、年少无知——他们中的一些人沦为罪犯和盗贼。这个地区其他的因冲突影响而易受伤害的青年，被招到了这个项目里面。
和平建设基金通过国家的职业培训中心，支付他们的重整项目，而培训中心虽有可观设备，却无财力支持。此项目旨在通过职业培训服务，促进现已为青年男女的重整。中心是各项活动的储备地。我一下车，就被指引到一个满是厂房的四方院子里，这地方专攻各种具体的技术：木工；焊接；管道工，木器工艺；电工培训；砌砖和石工。这些年轻人投入其中，目标明确。我从未见过对自己工作如此自豪、热情的工匠们。
我与木工车间的克劳德交谈，他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在这里制造椅子、桌子、门板和床。之后，在总监办公室安静的环境里，克劳德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他当时在田间，照料庄稼。军队来跟他说：“你跟我们走。”就这样。冲突平息后，军队放他们走，他就回到了田间。当这个和平建设基金项目来找他，给他提供第二次机会时，他第一反应就是：“不。我已经失望过一回了。你们究竟要做什么？”我甚至没有自信。"但之后他想，他也许能很出色，就决定一试身手。
克劳德从未回头。当他快满二十岁、努力被军队招募时，他母亲是支持的。他希望能得到一份工作，赚钱养家，接受训练。他一无所获。但他很幸运。他最后激动地说："如今我所有时间都花在车间里。这就是我的生活。这就是我的工作。此时此地，将来也是。如果有木材，如果我有设备，我就一直可以工作。我喜欢。我有积蓄。我就在这儿。"
不只对男孩子如此。我也跟约瑟芬聊过，她跟克劳德来自同一村落。在2000年至2007年间，她是个学生。但她父亲去世了，剩她和母亲相依为命。她们在市场卖菜。附近有很多军营。他们来到她所住村庄招募新人。军队进到她家，跟她说基地所在是机密，如果她透露出去，她就死定了。"他们会杀我全家。"她被雇佣了。她跟随士兵进到灌木丛，去做一名清洁工：她别无选择。很艰苦，但她说她“对枪响习以为常了。”
和平建设基金的人来找她时，她的母亲警告她："他们会虐待你的。他们是因为那些男孩子才招募你。太危险了。"她恳求母亲。她说，"上帝是伟大的。"现在约瑟芬很开心：她有技术在身，她充满自信，她挣着钱，不再担忧未来。她简直要喜极而泣了。
UNICEF为这些年轻人做了太多。培训中心给他们提供为时两年的职业培训项目，给他们设立目标，为他们以后的人生提供收入来源。康康省需要管道工、电工、木工、建筑师。正是这些技术工建造了整个社会。而他们也会建造他们自己的生活。
午后，我们从康康省开向东边的芒加纳省。此地到与马里的边界的直线距离是35公里。这是我迄今为止到访过的最偏远的地方。道路根本不能称其为道路。就是灌木丛中的一条土道，崎岖之极。我们的越野车开了两个半小时才到。我们到达之后，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这里都会有人居住？我一时之间不能明白当地的历史。没有河流，植被鲜少。
答案是：金子。芒加纳省到处都是手工业金矿，为此地区的人们提供主要收入来源，他们靠淘金艰难度日。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这是从科纳克里能跋涉的最远距离，而且UNICEF的营养调查显示，这个地区的营养不良最为严重。我们在桑特中心外面停了车，中心里面满是妇女儿童，我们一进入室内，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焦点小组。这些妇女是我迄今为止交谈过的最直截了当的。她们不受害羞和怀疑的妨碍。她们火气很大，而困难十分紧急。你们这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问。水，她们回答。没有水。陈述如此基本，如此露骨，对我犹如当头一棒。我们问，你们能多谈一些吗？一位妇女开口了。这里只有一口水井，离村子有很远的路程，一天中只有规定的几小时里，我们才能去打水，因为军队在控制它。我没必要扩展说明了。他们最基本的需求都被剥夺。
接下来是示范如何检测小孩子营养不良迹象的方法。第一个测试相对来说简单些。一个有颜色的小带子，就像手镯或者踝带一样，绕过孩子的左臂，在胳膊肘和肩膀之间的位置，测量他们上臂的宽度。如果测量出在绿色范围内，则一切正常，在黄色或红色区域表明孩子是中度或严重营养不良，需要进一步治疗。如果一个孩子被诊断为营养不良，他们就会立刻在桑特中心接受治疗，或者委托给治疗营养不良最严重案例的当地医院，同时也治疗其它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可能导致了营养不良，也可能是营养不良的结果，或者是它们加重了营养不良。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是病重的儿童。
中度营养不良儿童的早期处方是一包以花生与蛋白质为基础的药膏，稠度就像蛋糕上的糖霜，母亲拿来给孩子喂食，每天都有定量。里面还包含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希望在孩子一两周之后返回健康中心时，自身健康水平已然提高。如果有孩子患有重度营养不良，就会被立即接到最近的接收病人住院的中心，或是医院，开的治疗处方是强化的食疗性牛奶：F75和F100，强力不同，在两个主要治疗阶段被提供。UNICEF负责提供、补充这种牛奶和医疗设备。
这名八个月大的男孩已被测试，登记结果在红黄两色之间。他被诊断为中度营养不良。这里没有水。他才八个月大。这个小男孩未来的道路艰险得难以想像。
我们穿越整个村落，到达芒加纳的医院。那里有12张床；4张专为营养不良的儿童预留。我们认识了一位母亲，18岁的阿丽玛·戴亚洛，以及她1岁的儿子（她第三个孩子），在过去的两天中，这孩子在医院接受治疗。他患有疟疾，还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也许是前者造成了后者。阿丽玛的第一个孩子在14个月大的时候夭折，也许同样是由于疟疾。阿丽玛住的地方离芒加纳有9公里，她经常来这家医院："他们真是好样的。"医生解释说，他们首先提供食疗性牛奶，之后是药物和抗生素。他们还提供能改善血液状况的叶酸（注：维生素B），提供减退高烧的扑热息痛，提供消灭寄生虫的药片。还有复合维生素。很多药物。
医生需要看到这个孩子体重增加15%，才能让他出院，这大概要花3周时间，在那之后，阿丽玛可以去健康中心，再次测试孩子的健康状况，可能拿到专门的花生药膏。
在这种情况下，UNICEF提供食疗性花生药膏，也提供培训课程给那些治疗极度严重营养不良的医生：新协议的指示；为年轻母亲展示的烹饪示范；还有的课程是实施支援，为了那些哺乳期的妇女，提供配方奶，手臂检测带，还有体重秤。UNICEF提供设备和补充，但当地医疗人员救的是命。
阿丽玛很高兴接受这样的治疗，她看得到宝宝情况在好转。医生说阿丽玛很可能只在学校读过三年的书。她觉得自己所做一切都是正确的，可医生不这么认为。阿丽玛觉得自己有足够食物，其实她没有。阿丽玛自己就还是个孩子。她今年18岁，已经生育过3个孩子。她的第一个孩子在她14岁那年出生，之后夭折了。她的第二个孩子今年3岁。她怀疑他患有疟疾。她第三个孩子营养不良。
我们离开了医院，朱利安解释道，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位年轻的母亲不知道如何才能最佳确保她的孩子有着平衡膳食，不受病菌水质的侵害，不染疟疾⋯⋯她住得离健康中心很远，错过了小学层面的普及教育，特别是有关观察和诊断不健康症状的。也许她在寻求医疗援助上反应太迟缓。阿丽玛已经尽她所能做到最好了，但是教育的缺失辜负了她。然而她在学习。她说她在最小的孩子完全康复之前，是不会再要孩子的了。
当我们驶离芒加纳这个炎热、贫瘠的地方时，我从未感觉离家如此遥远。我无法设想，专注于日常基础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还有他们面临的生存最基本的困难。'没有水'。这情形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第五日
2013年1月31日，星期四，午后3：51
第五天，我们一整天都在开车奔波。我们向西行驶。我们在康康省。我们需要赶明天的飞机，而科纳克里在400英里（注：约643公里）开外。没有三车道的高速公路，也没有快车道。还是那条老旧的道路。红土漫天的路。就得这么开。
我们高谈阔论，我们侧耳倾听，我们东张西望。我们一路上停下很多次。我们停在一座城镇，舒展一下筋骨。我们停下，在树荫地里吃着面包和乐芝牛奶酪。我们再次穿过尼日尔河（注：西非最大河流，发源于几内亚境内）时停了下来，因为朱利安发现了路边的什么东西。是座纪念碑，刻着如下文字：
此处。
1999年11月6日。
妇女们自由地
庄严地
永久地废除了
割礼刀。
"看这儿。1999年11月6日，妇女们自由地、亲手地、最终地放下了（割礼）刀"。有意思，朱利安道。纪念碑是1999年竖起来的。然而我们就在两天前，从比士克里玛广播站，还广泛地听说割礼的事情。女性割礼（FGM）并未结束。在几内亚还未结束。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并未结束。还没结束。
然后我们继续上路了。
我们的下一站充满欢乐。越过尼日尔河大约115公里后，我们进到库鲁萨（注：几内亚东部城镇，库鲁萨省首府，在尼日尔河北岸，东南距康康75公里）的一所学校——拉伊亚小学——在尼日尔河上游的国家公园的边缘，仍属于康康省的区域。比之前所见更为葱郁，土地不再干旱，树木繁茂。空气清新。
值得铭记的是，几内亚74%的男女学生登记进入小学，但只有63%的人坚持到毕业。拉伊亚大约有一百三十个孩子，在学习读书写字，学法语，学数学。他们有多少教育，就有多少自由。我回想我在科纳克里的第一晚见到的那些孩子们，在机场停车场的电灯下读书。几内亚的孩子们渴望学习。教育是力量所在。
我们参观了几个班级，班里的孩子们都是自从我来到这里，见过的表现最好的、最安静的、注意力最集中的、最甜美的。一个小女孩，身着学校的红格子制服裙，满头都是发辫，她如此害羞地笑着，甚至没法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对她来说，我肯定像个外星人。一些胆大的自愿报出他们的年龄，还有他们一直在学什么。后排更有甚者告诉我他长大后想做什么："完成学业后，我想成为教师。"他想当一名教师。四下爆发出喝彩声。
午后12点半。差不多该是午餐休息时间了。朱利安问道，谁愿意在休息之前去外面踢足球。孩子们立刻笑了。前排一个小伙子瞬间举起了手。他的眼里熠熠生辉。他几乎立刻就被自己的激动搞得难为情了，但他就算想掩饰也掩饰不住。这个小伙子酷爱足球。而他是班上个头最小的。
结果他就像一团烟火般绚烂。我以为我们要进行的是比赛，但眼下看来只有他和我参与其中。他的技术比我高超多了，就像里奥内尔·梅西。他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怪物（我就是个怪物）。他出色极了。
但接下来就该正式比赛了。队长被指定（那个小男孩是其中之一）。队伍也挑选好了。整个班级团团挤在学校外面的一弯小院子里。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男生和女生。朱利安和我是最后入队的。一队一个。就该如此。
其乐无穷。就像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任何学校举行的任意一场足球赛一样：疯狂的、窒息的、嬉闹的。鞋子的混战、射失的呻吟、摔翻的大笑。院子里尘土飞扬，沙尘厚得你都看不见球。炙烤般的高热。孩子们奔如闪电。由于我防守不力，朱利安一球定胜负，也是保卫我自己的球门线的悲惨失败，比赛就很恰当地结束了。对他们来说，该吃午饭了。对我们来说，该离开了。
下午晚些时候，离科纳克里更近了，我们停下来去参观莫利亚蔻里学校，它隶属金迪亚（注：距首都科纳克里东北有137公里）的管辖范畴。我们认识了热维斯，他是这里的教育官员。不会有比他更善良的人了。莫利亚蔻里学校使用UNICEF在几内亚的资金，在快车道计划被准许投入之前成为试点。几内亚的教育计划部门在2008年设立，但由于外国主要捐赠方的援助的暂停，计划实施受到严重阻碍。请求资金援助后，快车道计划建立了。UNICEF成了监管实体和经营者。快车道计划已经帮助建造了300所学校以及991个教室，为他们提供公厕和取水点。公厕计划正在进行中。最初的设计是引进一个分流系统，分开固体和液体排泄物，但是要靠人力清出固体排泄物，用以给庄稼施肥。这工作既不现实，又招人嫌。所以又回到了规划阶段。但他们会找到能起作用的东西。这是UNICEF的职责所在。快车道计划还换掉了老旧的课桌和讲台，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些东西过高过重，他们无法搬动，换上了更轻便更耐用的桌子、长凳和椅子。缓慢却也坚定地，这些学校设施在大幅改善。快车道计划还建起了60个学前班。这些学校在读写能力方面造福了几内亚的5万儿童。
莫利亚蔻里学校的孩子们听话而警觉。我走进一间教室，里面没有老师。但他们全都安静地坐着。我想到我在英国的学校念书时，从来没有这样过。老师若离开教室，学生就会暴动。这里的孩子们只想学习。黑板上有一首诗。关于几内亚的诗。我们能一起朗诵吗，朱利安问。我们就照做了。诗词优美。真希望我能记下来。真希望我能给整块黑板照一张相。诗作关乎他们的国家。几内亚是个美丽的国家。是个美丽的国家。大致是那个意思。
我们离开时，我很高兴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天看到了UNICEF在几内亚致力的一个欢快的例子。这个国家困难重重，这个星期我亲眼所见的都是它们鲜活的现实。但是看到健康的儿童，热衷学习，开心玩耍，能让人恢复活力，重新振奋。我感受到了一种平衡。
这是个美丽的国家。
2013年2月1日，星期五，午后3：08 回到伦敦
到此为止了。
我回到了伦敦。到家了。回到忙碌喧嚣之中。回到单调乏味、蓄意谋害和愚蠢疯狂之中。回到有自来水和中央供暖的地方。回到不用挂蚊帐的床上。回到冰箱里有食物、橱柜里有食物、超市各个角落都有食物的地方。
我目睹了前所未见之事。
我在开始写日记的时候，提过几内亚的生活就像"拼图，拼块移动位置、改变形状，继而改变整幅图像。你也许从不同角度观察它，或是一日之内的不同时间段"。第一晚，朱利安提出了一个设想，称几内亚的现实有"开放性的解释"。在诸多方面，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如此。观者不同，态度就不同。这就是相对论。
下面是没有多重解释的。每年，世界上有超过两百万儿童死于饥饿。不该如此。几内亚的儿童从出生起就处于严峻劣势。那些营养不良的也许会挺过去。如果能及时发现。如果他们的母亲及早回应这些病症；如果他们能到达动辄在数英里开外的桑特中心；如果他们响应食疗性花生酱，和专门的食疗性牛奶。如果他们的父母可以种植庄稼，用营养充足的食物哺育他们，他们就能保持健康。如果他们抵抗得了疟疾。如果他们住得离好学校足够近。如果他们能找到工作。如果他们的双亲能护佑他们不被军队征用。如果他们幸运。之前身患营养不良的儿童做到了。这样说很矛盾，但他们确是幸运的。
营养不良的儿童在不利的环境下成长。他们会身躯弱小，可能伴随智力的削弱。他们的大脑和身体都不能正常发育。当然，通过艰苦努力、教育、训练，以及意志的力量，任何人都有可能，也一定会有伟大的发展。然而这些孩子起步实在太落后了。生命的赛程——为了生命的赛程——更为漫长艰苦。他们每一天都面临生存和发展的挑战。环境极为重要。我有幸直接看到那样的环境。他们住所偏僻，周围空旷之极。没有水源。卫生极差。食物短缺。教育不足。情况是不可思议得艰难：无法想象，直到你亲眼所见，直到你在他们中间生活，甚至时间极短。
去几内亚之前，我就知道全球性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严峻。但那只是我脑子里的一个学术问题。当你亲眼所见营养不良的儿童，以及他们生命如此不利的开端，道德层面的需要迫使你去行动，不容忽视。
在西方世界，我们视最基本的权利为理所当然。以前很多人这样说过；在我之后也会有很多人要这样说。确实如此。在西非最贫穷的地区，你会忘掉好好地冲个澡，或是漫长的一天之后泡个热水浴。忘掉冲水式马桶，甚至关于有没有抽水马桶可用。你会忘掉打开水龙头这回事。忘掉冲到商店买份报纸，买块巧克力，买些保湿洁面粉。在几内亚，人们步行15英里到河边浣衣。洗一次衣服花掉整个上午。你不能只是“按洗衣按钮”。
我不是救星。我绝对是世界上最帮不上实际的忙的。我不知道怎样配制不同种类的食疗性牛奶。我不是药剂师。我不是医生。我不是工程师。我不能制造小儿麻痹症疫苗，不能组织他们去沙拉末沙亚或是比士克里玛的健康中心的交通。我建不了学校，设计不了排水系统。我无法为芒加纳的妇女儿童提供水源。
我只是一名演员。有意思的是，几内亚没有“演员”这回事儿。单纯就是没有这项职业。我听说了‘民间艺人’：这个词在西非用来指说书人、诗人和吟游诗人。但在我到访的学校里，当我问及孩子们长大后想做什么时，回答是"教师"，"教育部长"，"管道工"，"电工"，"木工"，"教师"，"教师"，还是"教师"。很多孩子甚至说他们想为UNICEF工作。
真正帮上忙的是脚踏实地的现场的人们。他们是英雄，而其中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默默无闻的。朱利安·哈内斯，UNICEF在几内亚的常驻代表，也是我们的向导，是一位博学多识、经验丰富、精力充沛、好奇心强、品质善良的人。他的工作是划分开UNICEF资金和医疗资源，确保这些计划和政策在实地得到结果。他的工作是协调几内亚政府和当地权威机构，促使这个国家的人道主义和发展需求有同期的增长。他的支援来自他的代理人菲利克斯·阿克玻，来自像他的交流专家米歇尔·安卡·巴达罗这样的女士，来自他的营养专家皮埃尔·安道博士。是东部地区长官依德丽莎·苏阿雷，还有沙拉末沙亚的保健专业主任，玛利亚姆·坎坎拉伯·迪亚罗这样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长久的印象。我此生都不会忘记她的面庞。他们才是做实际工作的人，日复一日。这工作并不让人抑郁伤感。而是充满欢乐。
还有波林·洛尔卡和露易丝·欧西亚，不知疲倦、鼓舞人心、无比善良，还有她们在伦敦的UNICEF英国区团队，孜孜不倦而热情饱满地去促进、去发展、去执行UNICEF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政策和项目。我对他们心怀永恒的感激。正是他们才给予我访问几内亚的特权。他们让一切变得可能。
我在几内亚领悟到的是，所有人都要对我们世界的状况负责。这个世界——我们商贸、共享、合作、冲突的体系——显然运转不力。我们只是最脆弱的群体。UNICEF在每一层面都有坚强的、极富活力、能力出众的人们，用他们的力量、能量和能力，去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们：我们世界上最脆弱、处于最劣势的妇女和儿童。我现在能做的，只有帮助人们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我只能做到这些。对于目前来说。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0MTg1OTA0.html
抖森的一段访谈，说起了这次西非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