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nthia's Life❤

关于《黄房子：梵高、高更和在普罗旺斯的混乱九星期》（三）

       几天之后，高更写给伯纳德的信里提到，12月23日，梵高问起他是否准备离开。“我应了一声，‘是，’他便从报纸上撕下一句话，塞到我手上：‘杀人犯远走高飞。’”那天傍晚，一贯平静的梵高一反常态，举起剃刀威胁高更（或者，至少后者如是说，）于是那一夜，高更住进了一家旅馆。翌日早晨，他余悸未消回到黄房子，却见那儿已聚起不少人，这人群原是被雷切尔惊恐的尖叫引来的。高更判断，当时尚无人进屋。他同阿尔的镇警官一起走了进去，警官还问他：“先生，你都对你的朋友干了什么？”楼梯上血迹斑斑。两人找到梵高，他蜷在床上，一动不动。高更告诉伯纳德，他“伸手摸摸，仍有体温，唯此迹象显示他还活着。”高更不久便离开阿尔去了巴黎，没有等到梵高醒来再见一面，有生之年，两人也再未重逢。梵高在医院躺了两个星期，随后，他迎来创造力暴风骤雨般迸射的十八个月，其间穿插着一段又一段的精神崩溃。他先仍是住在黄房子，直到邻居们感到“他时好时坏的状况叫附近居民都觉惊恐，”于是联名申请让他搬走。接下来的一年他住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然后，来到巴黎北面的村庄奥弗·休尔·欧瓦兹，由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医生保罗·加歇照料。其时，艺术评论家阿尔贝·奥里叶为文盛赞梵高的画，画家既有几分受宠若惊，又有几分烦躁不安，他向阿尔贝声明，比之高更，或是比之蒙特切利，自己在艺术界的地位“实在卑微”。其间，他的一幅画被人高价买去。不过，提奥的生意正经历风浪，心绪也十分堪忧——他身染梅毒，已入三期——究竟还能否供养哥哥的生活，甚是让梵高担心。1890年7月27日，梵高对准自己的胸膛开了一枪，两天之后被死神带走。六个月后，提奥病逝。1903年，高更死在大溪地的马克萨斯岛，夺去他性命的同样是梅毒并发症。若未病故，他当时正要入狱服刑，罪名是侮辱当地政府。 
       梵高的自残，在盖弗分析来，好似一件艺术品。它的风格里融入了开膛手杰克的痕迹——此人曾割下一名妓女的耳朵；还有两部文学作品的痕迹，其一是左拉的小说《穆勒神父之罪》，当中的修士拉扯祭坛侍童文森特的耳朵以示训诫，后来却被凶手砍下自己的耳朵，又一便是《圣经》，当中的使徒彼得切下一个男子的耳朵，这男子是来喀马西尼逮捕耶稣的众人之一。盖弗不惜笔墨，让这些证据看起来煞有介事，比如，梵高的确曾经打算以喀马西尼为主题作画一幅。然而，有一问题仍旧不可回避：梵高的自责素已有之，有时甚至歇斯底里，可为什么偏巧是在与高更的友谊破裂之时发作到如此田地？回答此问题，“双相情感障碍”的生物学标签倒也勉强可以过关，只是与之前的各种揣测一样，仍显蹩脚。盖弗曾列举了种种可能，如，“洋地黄服用过量，颜料铅中毒，苦艾酒诱引幻觉，美尼尔氏病，严重中暑，青光眼。”更不必提，还有“精神分裂症，梅毒，癫痫，急性间发性卟啉症——乔治三世罹患的也许就是此病——‘以及边缘性人格障碍’。” 
       梵高对自己举刀那晚，画架上还摆着一幅未完成的画，几个星期以后终于画毕。这便是《摇篮曲》，约瑟夫·鲁林妻子奥古斯汀的肖像，色彩艳丽热烈。她安详地坐在椅中，手里握着婴孩摇篮的绳子。盖弗是这样描写她背后的墙纸的：“巨大的白色花朵——文森特说是大丽菊——在纤细的茎杆上摇曳，绒须和叶子紧贴成千青绿色图案的背景，盘盘绕绕，每一小图形中间缀一个小点，像蓓蕾，像豆荚，又像乳房。”他还写道，在构想时，梵高把这幅画“比之于廉价的宗教印刷品”，艺术家的原话是，“柏辽兹与瓦格纳已用音乐达成的效果，我要用绘画完成——创造一件艺术品，让它能抚慰心碎的人！”梵高很受皮埃尔·洛蒂《冰岛渔夫》的打动，他写信给高更，说想象着自己的画挂在一艘小船的船舱里，狂风暴雨中，孤独无助的渔夫看见了它，“就会忆起多年以前躺在摇篮里的感觉，就会忆起耳畔曾经轻轻吟唱的摇篮曲。”关于这幅作品的灵感何来，盖弗还找了不少其他源泉，文学的，美术的，宗教的。画面上看不出这许多，然而人物的表情里隐约可见一番迫切，又全然是雕塑般的沉静，这奇特的混合，倒有几分相通之处。这是一幅大师之作，自在自显。 
       创造力从拥有它——或者不如说为它所有——的人身上摄走所需，其余的便尽丢弃不顾。对于梵高，两种真实——一是他目中所见，一是他手中所用（颜料，线条，色彩）——如同君主，肆意支配着他一身的气力。仿佛训练有素般，主题与媒介两相契合，简直可以超越画家构图画图时一切所想所感。别的艺术家或许也是一样，然而，如此猛烈，如此跳跃，如此交锋的又有几人？梵高成了现代文明的英雄，“重压下的尊严”，他演绎得淋漓尽致，令人头晕目眩。盖弗留意到，《摇篮曲》让亨利·马蒂斯，皮埃尔·博纳尔与爱德华·维亚尔无比惊喜，倒不是因为其中蕴含了何种可以言表的深意，而是单单因为形式，“自成一片天地。”这片天地里，却没有缔造者的容身之所。那时的他已然是一疯子。永恒的话题又凸显在此。假如在1888年，梵高喝下了剂量合适、效果刚好的镇静药水，他会不会就此变成盖弗大胆揣测中“截然不同——极有可能无趣许多——的艺术家？”梵高从来不是无趣的，所以，我想这个险值得一冒。

       与梵高相形，很难让人不对高更皱眉。他身上，似乎笼罩着一种小人之气。然而不要忘记，世人的憎恶，也许正叫高更求之不得：个性里透着活力，风格中闪着智慧，掌控闸阀的，却是想要摒弃道德戒律，想要惊世骇俗的一股冲劲。比之梵高的天才，他的精神也许竟与先锋派的气质更加契合。1935年，毕加索曾经说，正是“梵高的痛苦”与“塞尚的焦虑”点燃了我们对他们艺术的兴趣——“其人如戏”。面对工于算计，遭人鄙视的市井社会，果真要把人生演绎得如同戏剧，披荆斩棘开出路来的，却恰是高更。他刻下的路标，引导了毕加索，引导了同行画家，引导了在情爱上追求刺激的人们，引导了直至今日的艺术家，只要他们无所畏惧，一心想要颠覆，想要叛逆。 
       讲述阿尔小镇传奇的书从来不少，盖弗的这一本更似一出舞台剧，也对高更的卑鄙倾注了更多同情。他的形象，比从来的都要好上很多。盖弗善于引别人的话而妙趣横生，善于将事情讲述地张力十足，而一个血肉饱满的高更，仿佛就能从纸页上直走下来。作者内心那份实实在在的满足，身为读者也能触摸得到。面对梵高愁人的贫穷，阴沉的愠怒，高更有几多辛苦，他似乎也时时能够体会。如此偏袒，或许反倒有益。因为我们尽可以摆出姿态，对一位被误解的受害人嗤之以鼻，而若要我们与他那位朋友同住，九个星期自不必说，怕是一个钟头也忍受不了的。倘能庆幸自己未曾遭遇这样的朋友，我们对真实的高更就有了一份更细腻而公正的理解。若论艺术史，批评史，盖弗的新书并未拓开一片新的疆域。然而，他仿佛拍下了一组记载事实与激情的快照，在现代感受力形成的关键时刻，呈献给世人如此生动的影像。驰骋想象吧！两个声名狼藉的男人隐居在无人知晓的小镇，往画布上掷下一团团颜料，竟就此改变了世界。抽象印象主义风潮过去，已是半个世纪的事情。如今除却在笑话中，挽歌里，这样的故事早已绝迹；然而当时，实实在在的艺术和文化圈子里，它却回响不绝。现在，已经无人有力抡起画刷，在帆布上涂上一笔，就此触动整个世界的神经。这样的传奇，就愈发地远去，却也愈发地明晰起来。